1969年冬天的兰州，天黑得格外早。刺骨的寒风裹着黄土，从机场跑道一头呼啸到另一头。停机坪上，一长排擦得锃亮的小汽车和整整齐齐的欢迎队伍，在冷风中整整站了快两个小时，只等一架从东南沿海飞来的军用专机落地。
不少年轻干部一边跺脚取暖，一边小声嘀咕：“这次来的新司令员，可是从抗日、解放战争一路打出来的大名将，听说还是‘皮旅’那个皮旅长。”也有人半带兴奋半带好奇地插话：“老红军啊，那可得好好看看。”
飞机终于在上午接近十一点时缓缓滑行到指定位置。舱门打开，一位面容黝黑、脚步稳健的中年将军走了下来，军帽压得很低。他就是即将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。谁也没想到，刚一见面，机场上的气氛就起了微妙的变化。
皮定均的目光先落在那一排排小汽车上，又扫过后面人数众多的欢迎队伍，眉头微微一拧。这一细小的动作，很快被身边的干部察觉。礼节性的握手寒暄过后，他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一丝压不住的不悦：“大可不必搞这种阵仗。”
一句话，冷风仿佛更重了些。
许多人心里不太舒服，表面上还客客气气，转身后却难免嘀咕：“新司令这脾气也真不小，刚来就给大家泼冷水。”甚至有人私下说他“不懂人情世故”。直到后来，人们慢慢回过味来，才明白这位老将军当时在想什么——而要理解这一点，得从他几十年前那段一路浴血打出来的经历说起。
一、少年从军：在战火里长大
要说皮定均的性格，从小就有些倔，更多却是实在。1927年，他才十三岁，是河南农村一个穷苦孩子。那时候，农村里对“农会”三个字，既新鲜又有点怕，好多人听风就是雨。皮定均却一门心思想进去。
农会主任开始并不看好这个瘦小的少年，总觉得“孩子家，能干啥正经事”。但皮定均做事勤快，布告张贴得比谁都快，送信跑腿不怕苦，遇上地主仆役的威胁也不退缩。时间一长，农会里的人心里都有了数：“这孩子靠得住。”就这样，在不断的考验中，他终于被批准参加农会，真正走到了革命队伍的外围。
1929年，他正式参加了红军。那一年，他不过十五岁。很多同龄孩子还在家里放牛砍柴，他已经扛着枪，在队伍里学着打仗、学着识字。那时的红军，条件极其艰苦，衣不蔽体、粮食紧缺是常态，随时可能与敌人遭遇。对一个少年而言，这种压力可以说是压在肩上的一座山。
1932年秋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，向川陕转移，边打边走。一路上既有敌军的追击，也有地势险恶、补给紧张带来的重重困难。很多人就是在这一段漫长转战中，生死未卜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样的生死关头，皮定均的“倔劲儿”反而更明显。每逢进攻或阻击，身边人总会看到那个瘦削却不弯腰的身影，冲在前面。一次次战斗下来，他被提升为连指导员，又在反“六路围攻”的作战中表现突出，被任命为营指导员。年纪不算大，资历却是真正从枪林弹雨里一点一滴打出来的。
长年征战，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有的人会变得圆滑世故，有的人则越发看重“真”字。皮定均显然属于后一种。
1935年春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。他带领部队在行军途中多次与追兵激战，伤亡不小，但每逢危险，他仍然习惯性站在前沿阵地。那年六月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一带会师，许多人心里都生出了新的希望。然而，这段历史也出现了曲折。
当时，被调到红军大学教导师任团长的皮定均，如同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样，受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，对党中央提出的“北上抗日”战略方针产生误解，思想上摇摆过。这一段经历，他后来一直记在心里。
转折出现在与朱德、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多次交流中。朱德说话不急不躁，却句句掷地有声，刘伯承从全局出发分析战局，讲得透彻清晰。皮定均在反复比较、思考之后，渐渐看清了张国焘的真实意图，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段路。
这时候，他没有再含糊。认识到问题之后，他果断站到党中央一边，在教导团和教导师内部做了大量工作，宣讲党中央“北上抗日”的主张，影响了一大批干部战士。教导师的态度变化，对左路军部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张国焘取消所谓“另立中央”，重新同意与中央红军会合。
这段经历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：皮定均犯过错误，也付出过思想上的曲折代价，但在关键时刻，他能转过弯来，敢把话说透。这种对是非曲直的坚持，后来在他的一生中，多次显现。
二、抗战烽火：从太行到豫西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皮定均被调往八路军129师，出任特务团团长，随部队奔赴太行山前线。当时的华北战场，局势极其复杂，日军频繁“扫荡”，伪军、顽固势力搅在一起，当地百姓饱受其苦。
1939年前后，日军集中兵力，对太行根据地实施大规模“围攻”，妄图一举摧毁这一重要抗日支撑点。皮定均奉命率部在潞城、黎城、涉县、武安等地活动，任务很简单，却又极其困难——打破敌人封锁，保存实力，发动群众。
他采取的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。日军白天出动大队人马“扫荡”，他就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，避其锋芒，伺机袭扰；夜晚再突然出击，打掉小股部队、摧毁据点。久而久之，日军的“铁桶”变成了处处漏风的破网。有时他会反复告诫身边的干部：“打仗不能只图一时痛快，要算长远账。”
1941年，日伪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压力进一步加大。根据上级部署，皮定均率部向豫北进军，筹建新的抗日根据地。这里情况更为严峻：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几乎都掌握在日军手里，国民党反动宣传在当地长期渲染，很多群众对白军、红军、八路军傻傻分不清，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不甚了解，对这支“来历不明”的部队保持戒备，甚至排斥。
面对这种局面，部队能不能立住脚，关键在于一开头。皮定均一到豫北，很快抓住机会，连续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：歼灭敌小股支队、拔除几个据点，还注意控制火力，不殃及附近村庄。百姓是看得见的，哪支队伍真打鬼子，谁只是嘴上喊口号，心里自然有杆秤。
1943年8月下旬，震动一时的林南战役打响。根据当时的部署，皮定均所部与兄弟部队配合，接连攻击日伪军据点。战斗异常惨烈，他的部队在短时间内多次冲锋，面对的是火力装备远胜自己的敌人。经过血战，日伪军七千余人被歼，八十多处据点被摧毁，豫北广大农村地区得以解放，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战役结束后，当地不少老百姓议论：“这回是真有人替咱出头了。”这种从怀疑到信任的变化，并不是靠几句口号，而是靠一仗一仗打出来的。
1944年，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。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四十多万大军，在日军十四万兵力的疯狂进攻下溃不成军，豫西大片地区落入敌手，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热。党中央审时度势，决定派出一支“豫西抗日先遣队”，南渡黄河，到敌后打开局面。
这一重任，落在皮定均身上。
当时的豫西，交通线被日军控制，顽固势力和汉奸势力活跃，社会结构相对复杂。部队一露面，就有人站在远处观望，甚至有人被敌对宣传煽动，对他们指指点点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皮定均没有急躁，而是按部就班：先打几个硬仗，证明这支队伍是真打鬼子；接着组织干部战士深入村庄，向群众耐心解释减租减息政策和抗日主张。
期间有人质疑：“你们真能一直打下去吗？”战士回答得很干脆：“打不完鬼子，咱不回去。”这话不复杂，却是真心话。半年多时间里，豫西多个县先后建立起抗日武装，嵩山、箕山一带逐渐形成抗日根据地。土地改革在群众参与下开展，被日伪、地主夺走的土地开始回到农民手中，抗日武装发展到上万人。
这一时期，皮定均表现出来的，不只是战术上的敏锐，还有对农村社会结构的把握。他知道，要让群众真正站到革命一边，光靠打仗不够，还得把政策讲明白，把事做在老百姓心坎上。
抗战结束后，他所率部队编入中原军区，新的考验接踵而至。
三、中原突围：用七千人撕开一条路
日本投降后，国内矛盾迅速激化。1946年6月，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，公开发动全面内战。中原解放区首当其冲。国民党投入三十多万兵力，从四面八方向中原军区六万余人压了过来，意图一举围歼这支部队。
当时，国民党方面由郑州“绥靖”公署主任刘峙负总责，计划在7月1日前后发起总攻，用四十八小时完成“全歼”的任务。他们自信满满，却低估了被围部队的意志和谋略。
党中央清楚意识到中原局势的危急，毛泽东及时指示：在敌人发动总攻之前，迅速实施突围，不必过度顾虑，要坚决机动转移。中原军区据此制定了南北两路突围的方案，较强的主力准备向西机动，以便同其他解放区部队形成呼应。
关键就在于，谁来承担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。
这个重担，落到了皮定均身上。当时他任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，部队约七千余人。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深知这次行动生死攸关，临行前严肃地嘱托：“这次掩护任务很重，敌人兵力远多于我。你们要尽量迷惑对方，把主力的行动方向掩护好，三天之内不能让他们摸清情况。等主力越过平汉路，你们再根据形势自行突围。”
这番嘱托，说得很直白。七千人，要为五万人的生命和出路争取时间。
有人后来回忆，当时巩固地形图摊在桌上，密密麻麻标着敌人的火力点和封锁圈。皮定均看了很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请首长放心，任务一定完成。”没有豪言壮语，却有种压在心底的笃定。
计划很清晰：白天，大队人马要故意在东边活动，显示出大规模向东转移的迹象；晚上，则由主力悄然向西突进。这样一来，敌军的注意力势必被调动到东线。而承担掩护任务的第一旅，就得在正面硬扛，吸引火力、迷惑判断。
从战术角度看，这任务无疑极其危险。敌军拥有十倍以上兵力和充足的装备，而第一旅必须咬住阵地，与其拉锯三天三夜。
战斗打响后，炮火几乎没有停歇过。阵地上的泥土被炸成一坑一坑，部队的人员伤亡不断增加。有人劝皮定均适当后撤，他摆摆手：“再咬一会儿，时间不到。”在他看来，战场不是比一阵子的输赢，而是要算整盘棋——只要主力还在大部队的突破关键点上未完全脱离危险，他这边就不能松劲。
等侦察得知主力已经成功突破平汉铁路，皮定均立刻下令向西快速转移，一夜之间率部急行军，始终牵着敌军尾巴奔走。到了合适地段，他又指挥部队突然隐蔽进深山密林，让追击的部队扑了个空。敌人前后搜索不见踪迹，以为这支残部已经在之前的激战中被消耗殆尽，便转头继续向西寻找主力，正中我军调虎离山之计。
待敌军主力调走后，皮定均带领部队掉头改向，向东实施突围。穿插、夜行、伏击、破路……各种战术交替使用，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被突破。以七千余人的规模，在敌人的多重包围圈里来去穿梭，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但凭借地形熟悉、决心坚定，他们最终杀出重围，进入大别山地区，并成功到达苏皖解放区，同华中野战军汇合。
中原突围，既是战略转移，也是意志较量。很多资料在评价这场战役时，都会提到“皮旅”的表现：孤军奋战，牵制强敌，为大部队保存了宝贵元气。从那以后，人们习惯把他率领的部队称作“皮旅”，这既是一种敬重，也是对那段惊心动魄历史的纪念。
四、东南戍边与西北赴任：兰州机场的一句“心里话”
解放战争结束，新中国成立，许多昔日在战场上冲锋的指挥员，被安排到新的岗位上。枪炮声渐远，建设任务逼在眼前，许多人都要学着“从打仗到治军，从战场到建设”这样一种转换。
朝鲜战争爆发后，皮定均又奉命入朝作战，亲历抗美援朝战场。1953年，他从战火中撤出回国，被调往福建军区任副司令员。那时的福建，面对的是台湾海峡对岸复杂的形势，随时可能发生各种突发情况，压力并不比战场小。1956年8月，他又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，在东南沿海戍边多年。
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中国和苏联关系急剧恶化。曾经的“同志加兄弟”，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矛盾激化下，走向边境对峙。在黑龙江以北，在珍宝岛附近，摩擦一再升级。1969年3月，苏军入侵我国珍宝岛地区，武装冲突爆发，对东北和内蒙古方向构成严峻威胁。全国上下对边防的紧张程度，可想而知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央开始通盘考虑西北方向的防务布局。兰州军区辖区广阔，地形复杂，既要防备外部威胁，又要稳定大后方。在这样的战略节点上，需要一位既有大战经验，又作风严谨、不浮不躁的司令员坐镇。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，党中央把目光落在了已经在东南戍边多年的皮定均身上。
1969年10月28日夜，他刚忙完工作准备回家，电话铃突然响起。接通之后，熟悉而庄重的声音传来，是周恩来总理。周总理简明扼要地传达了组织决定：调他到兰州军区，担任司令员，让他尽快做好准备。
这条消息，来得有些突然。一个从南方沿海防线，转而奔赴西北边陲的大跨度调整，对任何将领来说，都是一次不小的变化。但在那个年代，讲究的是“国家需要到哪儿，人就到哪儿”。皮定均心里很清楚，中苏边境发生冲突，西北方向绝非无关紧要；能在这个时候被调往兰州，既是信任，也是责任。
短暂收拾、交接工作后，他在1969年11月24日上午九点登上飞往兰州的飞机。对于飞机落地之后迎接他的场面，他并没有做过多预设，只想着尽快到位，尽快了解情况，尽快投入布防和训练。
而兰州这边，考虑的却是另一套逻辑。
兰州军区领导干部认为，新司令员是老红军，又是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的名将，按规矩也好，出于尊敬也罢，总得隆重接一接。于是，专门组织了一支欢迎队伍，多辆汽车排成一列，横在停机坪一侧。干部战士排成方阵，手冻得通红，却都保持着队形，盯着远处的天空。
天气冷得厉害，大家站在原地，脚底板都麻了。有年轻军官嘴上打着哈哈：“这阵仗不小啊，新司令来了，咱军区可是给足面子。”还有人补一句：“也是应该的，人家那可是打出来的功劳。”在他们的理解里，这样的迎接方式，是对功勋的尊重，是对上级的礼遇。
然而，当皮定均走下舷梯，一眼看到停机坪边那一长排小汽车，再看到身后黑压压的欢迎队伍时，脑子里首先闪过的，却是另外一幅画面：北疆冰天雪地的前线堡垒，运输线上的物资消耗，部队日常训练的经费，再想到全国经济还在艰难恢复发展的关口，每一辆车、每一次大规模集结，都意味着真金白银的花费和行政力量的抽调。
他心里明白，兰州军区的同志没有恶意，用他们的理解在表达重视和欢迎。这一点，他并不否认，甚至在内心深处也有一丝感动。但转念一想，大批干部和战士为了迎接自己，耽误工作，车队来回调度消耗油料，这些支出最终都会摊在国家账上，再联想到紧张的边境局势，他那股“实打实、不讲排场”的性子一下就压不住了。
象征性地和军区领导一一握手之后，他忍不住说出了那句“有点不近人情”的话：“大可不必这么折腾。”
当时他尽量控制语气，不让声音显得太重，但机场上的人还是清晰地听了个真切。几秒钟的沉默，很快弥散开来。有人脸上的笑容收了回去，有人心里犯嘀咕：“花这么大力气迎接，他倒不领情。”从表面看，这句话像是冷水浇头，难怪后来军区内部有人私下议论，说他“太直”“不懂人情”。
回到家里，他的夫人也委婉提醒：“你在机场那样，对大家热情不太照顾，多少有点不近人情。”皮定均听了，沉默片刻，说出一句很实在的话：“人情我不是不懂，只是不喜欢把精力放在这些形式上。国家还不富裕，边境又紧张，把时间和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不好吗？”
这几句话，既是牢骚，也是原则。他不是不知道场面上的分寸，只是习惯从“国家需要”“部队建设”的角度去衡量每一件事。对许多习惯了“按惯例办”的人来说，这种态度听起来有点“不会办事”；但对熟悉他一路打仗历程的人来说，这不过是同一个性格在不同阶段的自然延续。
后来，兰州军区的很多干部慢慢发现，这位新来的司令员虽然脾气不算圆滑，却极少搞特殊，不爱摆架子。视察部队时，他更愿意往训练场、工事、防线跑，宁肯少开几次“场面会”，也要多看几眼战士的棉衣够不够暖、武器保养得怎么样。有时候，他会严肃地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少给我安排那些虚的，多想想战士吃得怎么样，练得怎么样。”
这大概也能解释，为什么那天在兰州机场，他宁肯让人觉得“不合群”，也要当场表达不满。对他这种从十三岁参加革命、在饥饿和炮火中一寸一寸走过来的人而言，铺张的迎接和整齐的车队，远不如一排排站在风雪里的哨兵、一条条挖到位的战壕更重要。
当然，从结果看，这样的直率并不总能立即被理解。有些同事需要时间去适应，有的人始终觉得他“太硬”。但不得不说，正是这种“不肯将就”的性格，让他在战争年代敢于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旗帜，也在和平建设时期坚持把心思放在训练、边防和实干上。
兰州机场上那句“多此一举”的批评，并不是针对某个人，而是针对一种他眼中危险的倾向：形式越来越多，实事越来越少。站在那一年、那个冬天的风口上，看过他前半生经历的人，大概就能明白，这样一句听起来刺耳的话，背后其实连着珍宝岛的枪声、连着中原突围的三天三夜，也连着他从十三岁起就认准的一条路——跟着党，办实事配资门户网官网网址，不图虚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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